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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培俊: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助力高质量发展
发布时间2021年10月19日 11:06   浏览次数:

管培俊

管培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

金秋十月,我们齐聚历史文化名城“锦绣太原”,围绕“高校数字化建设创新与发展”这一主题,深入研究探讨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发展,对于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等教育结构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国家科技生产力的布局。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高校数和在校生数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二,承担着为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重要使命。作为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内生力量,中西部高等教育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面振兴大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西部发展振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和国家关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对于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十分紧迫地提上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程。如何把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应对新的重大挑战,适应新发展格局,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结合十四五规划,认真思考、顶层设计,谋定而后动。下面,我就加快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谈几点认识,与大家分享。

一、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必须准确把握历史方位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等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是体量规模发生显著变化,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迈进普及化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418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4.4%。其中研究生招生 110.66万人,比上年增长20.74%。“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望超过60%。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接受高等教育日益成为普遍需要与现实可能,一个更加大众化、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新形态将会水到渠成。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目标功能、组织形态、结构类型等都会产生历史性变化。

二是地位作用发生显著变化,高等教育逐步从服务支撑向支撑引领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充分发挥服务支撑作用的同时,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将日益显著。当前,高校自主创新能力和贡献率显著提升,高校获得7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获得60%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承担了85%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任务。我国经济社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高等教育发展质量和贡献率,是最重要的牵引力。

三是结构类型发生显著变化,高等教育从相对单一结构向多元多样化办学转变。随着新一轮科技创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演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了大量新知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随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新的时代任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面临着重大挑战与机遇。有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多达500多万。高等教育要适应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的技术结构和人才需求变化,着力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推动高校分类管理和多样化发展,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为产业提质转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四是环境格局发生显著变化,适应新发展格局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实质上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与教育的竞争。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核心是高质量的教育,关键是知识和人才。2020年《科技日报》列出一份“卡脖子”清单,中国在高端光刻机、芯片制造、操作系统、工业核心软件、机器人核心算法等25项核心技术上处于被遏制的局面。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令人警醒,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高等教育面临新挑战。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线。“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特别提出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适应新发展格局,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是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发展的主线和建设目标。

二、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必须直面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取得明显成效,中西部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是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国家在“十二五”期间投入100亿元,重点支持100所左右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加快发展。实施“一省一校”规划,持续支持14所部省合建高校建设发展。截至2020年,部省共建高校已达46所。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106所部属高校和东部高水平大学组团支援85所中西部高校。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重点支持100所地方普通高校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太原理工大学郑强书记。2016年时任贵州大学校长的郑强,牵头提出“一省一校”,重点建设14所高校的提案,成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二是财政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中央财政通过中央高校建设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在基本支出中赋予中西部中央高校较高拨款系数,对中西部高校予以倾斜支持。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2020年,专项资金84%用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在资金使用上赋予地方自主权,各地统筹支配“双一流”建设等资金。中央财政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大的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覆盖面,对中西部地区学生资助分担了较高比例。

三是人才队伍建设水平逐步提高。中央《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从平台建设、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岗位设置、绩效工资总量管理、职称评审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倾斜政策,鼓励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到西部地区建功立业。教育部发挥政策导向作用,积极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在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通过调整项目实施范围、放宽申报年龄和设岗学科限制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引进人才加大倾斜力度。近5年累计支持西部地区高校聘任长江学者332人。将“区域创新与发展”作为一级领域列入岗位指南,鼓励高校根据区域资源禀赋设立聘任岗位。持续推动实施对口支援计划,提升高校教师队伍水平。每年单独划拨400多定向培养计划,用于中西部高校教师攻读博士学位。设立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西部人才特别项目,选派2.6万余人出国留学。5年选派93所中西部高校3000余名青年教师出国研修,有效提升了中西部高校教师国际化水平。

四是积极支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双一流”建设将中西部地区55所高校、136个学科纳入建设范围,分别占建设高校和学科总数的40%和29%。鼓励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支持中西部高校立足区域学科特色和优势,不断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在国家一流课程和一流专业“双万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专项中予以倾斜支持。启动实施“双高计划”,首批遴选107所中西部学校进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占到总数的54%,安排奖补资金7.47亿,支持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推动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进展及成效令人鼓舞。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与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相比,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中西部高等教育还有很大差距,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距较大。根据有关专家论证,2001-2019年,我国中、西、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38%、2.71%、4.84%。

二是办学经费不足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据统计,2019年全国高等教育投入总量为13464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8741.259亿元,东部4506.81亿元,西部1913.01亿元。东部投入占比达51.56%,西部仅为21.88%,东部一般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是西部投入的2.4倍。从2004-2019年分地区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看,中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高。

三是高端人才显著不足。从拥有博士学位教师的平均占比看,2019年,东部高校为34%,中西部高校为26%。从高层次人才看,2020年,东部高校长江学者、“杰青”“优青”占比超过60%,中西部共计不足40%。

四是学科竞争力有明显差距。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东部地区高校入选87所,而中西部高校总共入选53所。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东部、中西部的A类学科占比分别为70.72%、29.28%。

五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东部地区部分发达省份形成了高水平创新集聚的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形成明显“洼地”,东中西地区形成了较为明显梯度。据教育部科技司统计,2020年,在校均专利出售方面,东部高校约为中西部高校的3倍;在校均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方面,东部高校是中西部地区的约4倍。

六是国际学术交流明显不足。根据《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20》数据显示,2019年,中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合作研究派遣和接受人次,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人次,交流论文数量,特邀报告数量,主办会议次数等各项平均值均小于东部地区。

三、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必须深化改革、双向发力

“中西部强则中国强”。2020年5月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明确要求。2020年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有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推动形成同中西部开发开放格局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必须政府主导、深化改革,政府、社会、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多方参与、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一是支持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要迈出更大步伐。“十四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建平台、推集群、优结构、强协作、促共享及惠民生。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存在的短板,要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的作用,继续在经费、项目、平台、人才政策等方面加大精准支持力度。要持续优化“一省一校”“对口支援”等支持机制,有效提升中西部高校整体办学水平。要加大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经费投入,借助教育新基建的良好契机,政、产、学、研多方发力,构建多方协同的教育应用新生态和新格局,形成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动能。

二是中西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要迈出更大步伐。中西部地区要抓住国家针对中西部及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政策机遇,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切口,采取切实措施,攻克难点、疏通堵点,根本上破除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特别是要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从人员编制、岗位职数、工资总额等等入手,人、财、物、事权相统一,该放权的放到位,该监管的管到位,该服务的服务到位,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强化完善中西部高校引才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和特殊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有效解决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失问题,实现良性循环。在这方面,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做法可资借鉴。

三是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要迈出更大步伐。纵观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高等教育与社会各界的关系日益紧密。社会各界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高等教育也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要通过整合、合并、联合合作等多种途径,积极推进科研院所与大学的有机融合。山西农业大学与农科院融合是一个好的案例。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中西部地区,高职高专占全国总数的61%,行业企业的支持尤为重要。要下大力气,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形成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局面。

四是中西部高校综合改革要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必须是有效治理的制度体系。分类管理、多元化发展、特色发展是大势所趋。要建立建全高校分类体系,完善分类评价办法,引导和鼓励高校与学科在发展中突出优势,注重特色发展。中西部高校要消除“等靠要”的思想,由被动输血“单车道”转到主动造血与精准输血“双车道”并行,激发形成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尤其要加大高校人事制度、薪酬制度改革和评价考核制度改革力度,支持披挂上阵,鼓励多劳多得。持续实施“中西部大学校长研修计划”,进一步开阔中西部地区高校领导国际视野。支持中西部受援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到支援高校进修锻炼。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完善高效运行的内部治理体系。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激发中西部高校广大师生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热情,形成内生动力,确保中西部高校可持续发展。

五是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要迈出更大步伐。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和新一轮科技创新催生了一个新的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是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必然趋势。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实现数字化建设的弯道超车制约因素较小、可能性更大。而“数字红利”将为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西部高校应更加重视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效整合,广泛采用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教学、科学化评价、智能化决策等,赋能教育质量提升。深度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重大原始创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赋能科研创新。充分利用数据共享,推动信息系统间的协同联动,创新优化教育服务,赋能教育服务创新。构建党的全面领导下多元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大规模意见交互,赋能教育治理体系创新。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促使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教育的深度融合,助力教育评价改革。山西省的“晋政通”和“三晋通”提供了示范。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是支撑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中西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在中西部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的重视支持、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指日可待,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管培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

本文系作者于2021年10月17日在山西太原“高校数字化建设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